8、中英双方火炮的机动性、射击精度和射速方面

　　战争之时，中国火炮的主要问题是侵彻力不够和命中精度不高。侵彻力不够主要是因为许多火药不好；命中精度不高，原因则比较复杂，主要是火炮缺乏可以灵活转动的炮架。至于双方火炮的射击精度，英军已对弹道学作过初步研究，瞄准器具也已具备，使之射击精度大大提高。清军火炮射击，士兵大多凭经验。这使得双方火炮的命中率差距甚大。至于双方火炮的射速，它历来因程序复杂而发射缓慢，东西方皆然。

　　以火炮的机动性而言，战争前后，清军对炮车、炮架不甚重视，许多火炮没有炮架，一些炮架只能调整高低夹角而不能左右活转，限制了射击范围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一日，靖逆将军奕山等奏：“查从前旧式炮架笨滞坚涩，旋转不能如意，且系寻常杂木，木性松脆，一经炮发震动，榫缝开裂，既难取准，又不能再行施放。况从前所用炮位数百斤及一千斤上下者居多。”当然，清军随后曾对炮架也做了一些改进。如丁拱辰于1840年设计了火炮的滑车、绞架和旋转活动炮架，它们在广东被用于陆上炮台和兵船。1841年龚振麟在镇海铸炮局督造火炮时，制成磨盘形枢机式炮架和四两炮车。

　　在火炮的射击精度方面，战争期间，清军一则以海岸巨炮对付海上舰炮，射击精度很差。二则明末以来的测量火炮发射角的铳规，士兵大多不会使用。三则使用这样的瞄准法，“旧法测视数端，有用锡片钻三空，安在炮尾上面窥之者。有用木板二片各开两空，前后悬葫芦者。有或悬垂珠，分安前后，二形相切，对线演放者。此二式谓之星斗，仅可以定偏正，而不可以定高低。惟有用竹管窥者，不拘定对靶，能知变通，上中下转移，斯可权用。”《英军在华作战记》对虎门炮战中的清军火炮的描述：“我军发现这些炮台中的许多大炮都装有瞄准器，瞄准器是笔直的金属片，钻着三个孔眼，用以射不同的距离。炮口装药的填塞料也完全是模仿我们的而造的。”当然，清军在战争后期，也在学习明末从西洋引进的铳规仪器（此时叫象限仪），试图提高火炮的射击精度。

　　此外，火炮的射速。清军火炮装填程序复杂，费时多，射速慢，如果第一发不中，则第二发已因敌舰远去而鞭长莫及。火炮每分钟可能达到1～2发，但炮管无法承受持续射击，隔一段时间就需休息以冷却，故每小时平均只可能发射8发，每天通常不超过100发，且铁炮在射击600发，铜炮约100发后，就已不太堪用。（66） 战争之后的林则徐对此深有体会，他在1842年8月被谴戍伊犁行次兰州时，回忆中英双方火炮射速的差别：“彼之大炮，远及10里内外，若我炮不能及彼，彼炮先以及我，是器不良也。彼之放炮，若内地之放排枪，连声不断，我放一炮后，须辗转移时，再放一炮，是技不熟也。”

　　英军火炮的机动性。战争之时，英军的火炮都使用了统一尺寸的旋转炮架，为了便于机动，炮身可在分解后吊离炮架，装入专用炮箱；炮架用车牵引，可以迅速转移，设置新的火炮阵地。1840年8月，大沽谈判，钦差琦善委派千总白含章登上英国军舰，发现英舰“舱中分设三层，逐层有炮百余位，又逐层居人，又各开有窗扇，平时藉以眺远，行军即为炮眼，其每层前后，又各设有大炮，约重七八千斤。炮位之下，设有石磨盘，中具机轴，只须转移磨盘，炮即随其所向。”

　　就火炮的射击精度而言，18世纪中叶，英人在罗宾斯（1707-1751）和欧拉（1707-1783）等人的努力下，火炮射击精度发生了革Ｍ性的改变。战争之际，英军火炮的射击精度，据《海国图志》中云：“彼船在洋，进退活动，且娴习日久，熟知炮性，击八十丈以外，炮口加高，量高补坠。有量天尺插在炮口，以定远近。加高度数，折为尺寸以补坠数，兼炮架活动，上下四旁，多系滑车，轻快便捷，皆中国营兵所不习……其铸法合度，多以引门上长方形为表，或安头上或安尾后，或头尾皆安，亦合度数……演时或用千里镜，或就引门测试对靶，自一十丈至百丈左右，皆有逐处加高补坠高低转移。如击七八十丈及百丈，制一象限仪，插入炮口，如上段所述方法加高一度，至五十丈高八尺七寸四分，至百丈高一丈七尺四寸八分，攻击甚准。” 

　　以火炮的射速而言，战争之际的英军重型火炮，射速一般已达每两分钟3发，其程序包括装入火药包，放入炮弹、瞄准开炮、清理炮膛、再装入火药包、炮弹等。1832年清地理学家萧令裕所着的《英吉利记》中记：其国“有大铳，能于两刻间连发40余次，恐涉于夸，然亦可见其概矣。”

　　总之，由以上中英双方火炮技术诸方面的比较中看出，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军火炮，技术关键之处的改良是毋庸置疑的，同时由于西方军事思想的发展，以武器性能性质的更新变化为尺度的战争思想，迅速走向近代化、科学化。先进的武器和战争观念两方面的有机配合，将人和武器组合成一部精密的机器，因此，英军在战争中屡战屡胜。反之，清军火炮虽不是一无是处，但和英军火炮相比，也并非无质的差别。两者本质的差别在于技术关键之处改良的成功与否，再加上迟迟未能走出中世纪战争战术观念，因此，清军在英军精良的武器和先进的战争战术观念面前，急切间难以找到制胜的法宝，因此，在多次战争中屡战屡败。

1919年6月28日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协约国与德国在法国凡尔赛宫签署和平条约《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》即《凡尔赛和约》，该条约于1920年1月10日生效。

　　1992年6月28日，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，被誉为“中国原子弹之父”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在北京逝世，享年79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从研制原子弹、氢弹，到中国整个高能物理科学的发展，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